他49岁升任江西省长，50岁被罢免，51岁被判入狱2年，出狱后拒绝外商高薪聘请

1987年3月，南昌市中院公开审理了一桩“特殊”的案子。被告席上坐着的，是半年前还身居高位、风光无两的江西省委副书记、省长——倪献策，以及受他包庇的走私、行贿、受贿的5名犯罪分子。 5月27日，江西省高院进行二审公开审判：驳回倪献策等人上诉，维持一审原判。倪献策犯徇私舞弊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 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当天夜里。当晚，中纪委在广播、电视台发布了关于开除倪献策党籍的通报。 结果第二天陈述上诉理由时，倪献策突然情绪失控，一口咬定中纪委的通报与开庭审判“不是偶然的巧合，而是配合起来搞他的”，审判长当场制止，告诫其“不要妄加猜测！” 在新中国历史上，还从未有过一位封疆大吏以如此方式黯然落马。回望倪献策的人生履历，其间跌宕，不免令人唏嘘。 倪献策，山东高密人，1936年出生。 1958年，22岁的倪献策从青岛建筑工程学校中专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江西新余钢铁公司，在基建处当了一名助理技术员。 此后，倪献策长期在新余钢铁厂工作，逐步晋升，先后担任过设备科长、副厂长、厂长等职。 如果就资历、能力而言，倪献策想要快速进入厂领导班子，肯定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何况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晋升机遇，但“特殊时期”的到来，为他提供了“发迹”的契机。 在此期间，他因揪斗“党内走资派”和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大出风头，不仅“火线入党”，还进入了厂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。“特殊时期”结束后，他继续担任新余钢铁厂厂长。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82年。 这年12月，年仅46岁的倪献策跻身江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；1985年6月升任省委副书记，次月，不到50岁的倪献策就坐上了省长的位置。从普通技术员到省部级正职高官，他只用了27年。 走马上任之初，倪献策留给外界的印象整体还是不错的：年轻、有文凭，履历表一张比一张漂亮。只是很少有人追问：这个在“特殊时期”风头尽出的人，底色究竟是什么？ 1983年3月，还是常务副省长的倪献策，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飞赴香港“洽谈经济”。回到南昌，他向数千名干部作报告，宣布此行成交了7亿元人民币。台下掌声雷动。 此时此刻，大概许多干部都认为倪献策的确“年轻有为、前途无量”。然而，真实的数字却惨不忍睹，实际落成的不足3000万元，其中个别项目还是别人在他动身之前就已谈成的。 虽然此次香港之行没有取得什么成绩，但却无意中改变了他的人生。 江西驻港机构里有个负责组织港澳同胞来赣旅游的女人“郭晓红”，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已婚，很会察言观色。倪献策返程时，有人“贴心”地安排她陪同，两人自此勾搭成奸。 此后，倪献策积极为她升职加薪，还授意有关人员发展她入党，销毁反映她问题的群众来信，甚至还批准她出国“考察散心”。倪献策对郭晓红可谓关怀备至、体贴入微。 他在写给郭晓红的信中说得更直白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什么省长不省长的，我就是为了我和你才去干的。 1985年初，江西洪海电子有限公司盯上了国内紧俏的录像机生意。该公司的业务部副经理郭勇，正是郭晓红的弟弟。 郭勇伙同福建富兴工业进出口公司技术引进科副科长李共青，与港商签订了2份“化整为零”的合同：一份购买2000套录像机上下盖板，一份购买其余零部件，总价60万美元，企图以此伪装走私整机。 不料，货物刚运抵深圳文锦渡海关就被查获。海关认定构成走私，决定没收全部货物，并处罚款150万元。后经核算，仅逃脱的税款就达42万余元。 眼看走私败露、公司面临破产，郭勇便想到了姐姐郭晓红。他很清楚姐姐与倪献策的交情，而这件事只有倪能摆平。 郭晓红听后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拨通了倪献策的电话。 倪献策听完他们的汇报后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这事儿不难，我挂几个电话出去。” 倪献策先是给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打电话，要求“照顾洪海公司的利益”；接着，他又连夜写了2封信，让省经贸厅驻深圳中转站和省外经办出面向文锦渡海关求情，要求照顾。 但文锦渡海关坚持原则，不予理睬。 这样一来，倪献策就坐不住了。不知道是为了在情人面前挣个“面子”，还是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质疑，他竟然又指使九江海关关长找海关总署求情，“照顾照顾江西”；还搬出已经离任的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的厅长，赴京托关系。 海关总署调查后态度鲜明： 省长来电话、熟人打招呼，一概不以理睬，一律按原则办理。 计策接连失灵，倪献策便决定走一步险棋。 当时，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已以“单证不符”为由拒付货款，开出的信用证也已经过期。但倪献策却谎称洪海公司“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了一些困难”，批准动用60万美元地方外汇额度替走私方支付货款。 最终53万美元被汇往香港。若不是银行方面一再顶住压力，剩下的7万美元也险些流出境外。 倪献策的这些行为，已然突破一名公职人员的底线。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中纪委迅速派出检查组，用4个多月的时间，同500多名干部群众谈话，最终查实了倪献策的主要问题。 1986年7月，郭晓红、郭勇等人